1991年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嫁的男人是我的初恋，他叫白皓。那年我25岁，在一家行业报做记者、编辑。他比我大4岁，在外贸公司工作。我们应该算那种比较典型的流行组合，丈夫收入高、妻子的工作体面、清闲。那时候我没有生活负担。现在想起来我混到今天也是自作自受。
白皓经常出差，他大概是觉得我太寂寞，每次都带一个小礼物回来作为补偿。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散文的，也是为了把下班后的时间填满。那种心态下写的东西很象日记，都是为了他一个人或者就是为了我们的婚姻，所以非常自我，就是你说的那种自恋的文字。
我总是把那个本子放在他的枕头边上，有时候他出差回来正好我在报社值班，他一看见那个本子，就知道我在欢迎他回家。
其实我的文章能发表全是因为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间替我誊写了每一篇，然后又寄给那些报纸和杂志。后来我莫名其妙地收到稿费，他才把他收集的样报拿出来。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剪报，全是我在各处发表的文章，他说我每发表一篇他就给我存500块钱，等有朝一日凑足20万字，就自费出一本书，他说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书。
我们过了两年多安逸日子，那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宁静的一段时间，一个具体的婚姻和一种具体的幸福。我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过。
改变我的命运的还是男人，一个……怎么说呢?现在可以算是政客吧，那时候他还正在往上爬。
1993年的冬天特别冷，我记得我一直穿着白皓送给我的皮大衣。那天是个阴天，黄昏的时候我已经在看校对样了。总编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顾海，他是主管我们的宣传部长。总编说他是亲自来看要闻版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可笑，这么一张黑板报似的小报纸也值得他这样，差不多就得了。我不以为然，所以点点头就把大样递给他，他没接，很客气地给我让座。他身上有一种和蔼的亲和力，可能正在往上爬的人都会让自己有这么一股劲儿吧。可是当时我还是挺受感染的。他给我指出标题怎么做、文字怎样删减才更精炼，说得都挺对，我随手在一本稿纸上记下来。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牙齿很白、眉毛很浓重，看上去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
要闻版经过他的修改的确是变得有些好看了。那段时间白皓也是在外面出差。我是每个星期四值班，要闻版是最后一个签字付印的，所以我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开报社的人。假如白皓不出差，他就会来报社接我下班，我们有一辆红色的小车，一直是他开着。照理说我的日子过得已经很好了，在那时候的北京我们算得上是中产阶级，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样的生活还不能让我安分下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我和白皓没有白头到老的缘分。
我们的工作量就是由于顾海的精益求精而在无形中加大的，但是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很称职的领导，他说话幽默、思维敏捷，同事们都非常接纳他，而且自觉地身体力行他的一些要求和点子。慢慢地我们知道他39岁，在南方读的大学，学新闻出身。仅此而已，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那天还是我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白皓去马来西亚出差，没有人来接我。我站在报社门外的小马路边上等出租车。这时候有一辆蓝色的丰田车停在我面前，是顾海。他说天太晚了，他可以送我回家。他是自己开车的，因为“不想拖累司机跟他一样没有早晚”。他开车的动作很熟练，甚至可以说是漂亮。
我喜欢看男人开车，对白皓也是一样，每次我这么说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的小车开得飞起来。顾海让我带路，一边跟我说话。他居然看过我的一些散文，而且很调侃地称之为“小女人散文”，还说小女人是特指那些有钱、有闲而且感情精致细腻的现代女性，说那是一个新生阶层。我解释说象我这样这么晚了才下班的女人，再精致的感情也被钝化了。我们一起笑。当时我觉得这个人还不算是被磨得没有了棱角的那种小官僚。当然，后来的情况证明我的感觉是不准确的。我们在我家的楼底下分手，他走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些散文挺好的，非常纯粹，我很喜欢。”
后来的星期四，到了傍晚还不见顾海来报社，总编让我呼他，因为只剩下我这一个版没有签字。他回电话说开会不来了。那天我大约八点钟离开报社。在大门口，蓝色的丰田车停在路边。顾海的样子很疲倦，左手扶在方向盘上，夹着半支烟。我以为他是赶来看大样的，就等他跟我重回办公室。他让我上车，然后说：“我来送你回家。”
我不是傻瓜。这种时候再迟钝的女人也明白什么都不用说了。回家的路一点一点缩短，我有点儿发慌。现在想一想，可能当时我也是希望着能够发生什么的，我觉得我的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很本分的女人，也可以说是不甘心就那么本分地生活吧。他拧开收音机，我记得非常清楚，主持人念了一大串人名之后就是张信哲唱的《爱如潮水》。
二环路上的灯光是昏黄的，我的耳朵里反反覆覆就是那两句歌词：“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这些年我常常在想，其实有时候人是会自己设计一种命运，然后有意识地按照那种设计去实践，我就是这种人。当时那样的环境和气氛其实是我们人为地计划好了的，没事才怪呢。
我的命运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我自己亲手改写了的。车停在路边，他不走，静静地抽烟。我说我要走的时候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彼此抓住了对方，可能我比他还用力。我把什么都忘了，我自己是谁、谁是白皓、这个人是谁、我以后还要不要跟他共事……全忘了。我们俩摸着黑上楼、开门，然后在黑暗里做爱。所有的事都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大概这种黑暗就意味着我和他注定永远不会有光明。
穿好衣服坐在沙发上，我发现我从此再也不敢看他了。我的家里到处都是我和白皓一起生活的痕迹，墙上挂着我们的结婚照、枕头边上是那个我写东西的小本，仅仅十分钟的时间，我就把这些全都打碎了。我再也没脸说自己纯洁，而且这个才认识了这么短时间的我的领导变成了我心里的秘密和隐痛……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有类似经历的女人都会哭，反正我哭得很伤心。顾海抱着我，我听见他说：“我要你做我的小女人。”
白皓是在星期六回来的。在这之前我把家里做了一个彻底的大扫除，床单、枕头套和被罩全部换成新的，但是没用，我换不掉那种尴尬和愧疚。白皓一进门就抱住我说他每次回家必说的话：“老婆我真想你。”我听着心里特别不舒服。白皓一点错误也没有，他一心一意地爱我，几乎可以说是天真无邪，我想不明白我是不是也爱他，但是他是我丈夫这种事实是明明白白的。
顾海没有任何变化。从这一点上我也看出了男人与女人的不同。女人要是在恋爱，从她的表情和行为上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但是男人就可以掩饰得特别好，就好比晚上的嫖客可以在早晨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名流。他还是到报社来，跟大家嘻嘻哈哈。他有时候会问我一些一语双关的话，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一想到只有我们俩能听懂，我还有点得意。
有一个星期四，白皓在报社门口等我下班，我坐在车里的时候，忽然从前风挡看到顾海就站在他的车旁边，而且正在看着我。他的眼光有些凄凉和局促，我们几乎就是从他和他的车旁边擦过去的，白皓好象根本没看见他，他就是这样，只要和我在一起，他就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知道这个感觉也不对。但是顾海的表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恐怕我后来的所有决定都跟他的那种眼光有关。
白皓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有了变化，公司派他到泰国常驻，一年以后可以带夫人。顾海从那天晚上之后就一直没来报社，对他的传说很多，大部分都是说他马上要做一个主管局的局长了。
94年4月的时候他又出现了，那时候我是人们说的那种“留守女士”。他比原来瘦了一点儿，照样谈笑风生。那天他又送我回家了。上他的车的一刹那，我真的很绝望，为白皓和我。车还是停在老地方，他马上转过身来吻我，我还是哭。他提起了那天在报社门口：“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疼痛。”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离开白皓，我想拥有一份纯粹的爱情，也想还给白皓一份完整的、没有欺骗和隐瞒的生活。谁知道我怎么就那么有毛病!我摸着顾海的额头，那上面是一条一条的皱纹，我居然说：“我不会再让你有那样的感觉。”
有一个词叫做“利令智昏”，我那时候是“情令智昏”。
白皓是94年8月回来的，为了给我办陪同随访。那天晚上我拒绝和他做爱，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一个没头没尾的肥皂剧。快到11点的时候，白皓问我：“他是谁?”我想时候到了，就说：“我不能告诉你。”他下面的话让我非常惊讶：“是那天开丰田车的人，对不对?”白皓跟电影里演的那些人一样打了我一个耳光。我睡在客厅里，那是我们第一次分居，也是最后一次住在同一个家里。
我们离婚没有财产问题，我什么都不要，只带走一些我自己的东西，包括衣服、书和磁带，我没有忘记带着白皓给我做的剪报。本来我们要出一本共同的书，但是永远不可能了。房子是白皓单位分的，我得搬走。我打电话叫出租车的时候，白皓给了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你不要东西就拿钱吧，找不到房子可以住在这儿，我明天回泰国去，不催你。”他说完这些话就走了，到今天我都没有再见过他。
我还是搬走了，那些钱就留在原来的家里。锁门的时候我哭了，对着大铁门我说“对不起”。
我在三环路边上租了一间10平米的平房，成了独身女人。没有人知道这些。我也没有告诉顾海，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在用这种行为威胁他，逼着他做出什么承诺。我至今都觉得女人有时候是很高尚的，自律但是并不要求男人也自律，有点像殉道者。
大家都说顾海怎么怎么有希望成为新的领导，我就更不能流露什么，男人是要仕途的。
圣诞节是我离婚以后第一次见到顾海，他来参加我们的聚餐。他是那种非常周到的人，给每个人的问候都让人家眉开眼笑。说到我的时候，他的眉毛不为人知地抖了一下，问我怎么瘦了很多。我很想冲他笑笑，可是怎么也笑不出来。那天大家玩儿卡拉OK，他跟不同的人唱不同的歌，大家纷纷议论他能文能武还能高升。那些欢乐离我很远，想着那些夜晚和那个被我一举伤害的人，我没法投入。我又想到了顾海说过的那种疼痛，我完全理解，因为我此刻的感觉就是那样的。
顾海也要求和我唱歌，同事们鼓掌，我只能应付一下。是琼瑶写的电视剧中的一首歌，《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在这之前，这首歌从来没有打动过我，但是这之后成了我最喜欢听的歌。顾海唱到“你是我梦魂深处\永远不停不停的思念\你是我今生今世\永远不悔不悔的痴情……”我忽然忍不住哭起来。顾海非常沉着，说我大概是不舒服，他先送我回家。他的为人又被打了一个满分。
我的小屋让他明白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故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且我以为他自己能明白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不再有心痛的感觉。他说：“你怎么会那么傻那么傻……”他说的是真话也是事实，但是当时我不是迷糊了吗?把这种话听成了“我爱你”。
顾海有了一把我这里的钥匙，他不常来，因为他说他忙。我从来不主动找他，一切随他的方便，毕竟我们不一样，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好先生，我只不过是个寂寞的离婚女人。我从来没要求他说比如他会娶我之类的话，一方面是因为我自认为是现代女性敢做敢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想让人认为我是为了他的地位才和他在一起。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每个夜晚都很长。这与白皓出差的那些日子不同;那时候我知道一个属于我的男人很快就会回到我们共同的家里，心里很踏实，但是现在我的男人是另一个女人的老公。
每次顾海都是在9点钟左右离开我这儿，他说他要等某人的电话、要写一些东西、要准备开会的发言、要向上级请示工作……他走了以后，我就裹着被子坐在床上，坐很长时间，我有点儿像宋朝的一个什么“员外”养的外室，是吧?
有一次他问我，他有何德何能竟然可以得到我。我说：“我是那种最可靠的情人，除了爱我什么都不要，假如有一天你必须离开我，我会一生为你守口如瓶。”真想抽我自己一个大嘴巴!
真正认识顾海是什么人是在95年的冬天，非找他不可，因为我怀孕了。那时候他已经是“丁局长”了，来我的小屋的时间非常少，而且他不再分管我所在的报社，我们难得有机会见面。我的怀孕反应很厉害，医生警告我说如果不想要必须马上做掉，绝对不能再等。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必须征求他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很紧张也有些兴奋，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已经是他的未出世的孩子的母亲，他不在，秘书说他到协和医院看病去了。那里也是我要去的医院，我决定去找他当场决定要还是不要。
我大概是够幼稚的，坐在出租车上甚至还在设计他的表现，想象着他肯定会很高兴，即使我做手术，他也会一直陪着我，很心疼我。我们除了没有结婚证之外跟真正的夫妻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我错了。这一天的一切教育了我，让我再也不相信所有的理想设计都能变成真的。我在内科的楼道里碰见了他们，他和他妻子。那女人很瘦，脸色苍白，长相应该属于比较标致的，顾海扶着她，看上去非常体贴。我们面对面。顾海到底是作官的人，反应很机敏，他就像对一个老同事一样问我是不是生病了，而且怛然地把他妻子介绍给我，那女人很大方地冲我点头，官太太的表现极其到位。顾海说最近在流行感冒，他妻子感冒了。我什么也没听清楚，只是看见他的嘴习惯性地动着、说着一些虚伪的话，脸上洋溢着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给我留下好感的那种亲和力，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必备的表情。
他们走了，我站在原地动不了。我总算见到他妻子了，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提起过她，但是他在我们偷情的日子里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她。那些打电话、写稿子、陪客人、看文件的晚上，其实他要等的电话、要写的稿子、要陪的客人、要看的文件等等，都是这个被他娇宠的女人，连感冒都是这么隆重。我什么也不是，一个人到这里来打掉我和他的私孩子……
假如说我最后到他的办公室要我的家门钥匙是为了报复他，那就算是吧。我跟他的秘书说我是什么报纸的驻京记者，我叫Julia，他们马上就答应了。我按照约定来到他的办公室，秘书把我送到他的面前，他吃了一惊。但是他的确老练，等秘书出去了才皱着眉头责备我。他像批评小孩子一样说我：“你太任性了，怎么能到这儿来找我?回去等我，下了班我就过来。
我已经没那个心情跟他纠缠了，我和我自己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我爱的人就是这么一副嘴脸，从他的脸上我找到了害怕和恐慌。我告诉他我只是来要回我的钥匙，我又要搬家了，而且我会按照我说过的那样“一生为你守口如瓶”。我真的很悲哀，我要求的那种关系注定是不可能存在的，也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小政客所能给予的，我忽然就想逗他一下，我说：“你不会以为我是来威胁你的吧?你爱人的感冒好一点儿了吗?”他不说话，愣在我面前。我发现他有些见老了。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我伸出手来想摸摸他的脸，他躲开了，非常本能。那一刹那我几乎可以说是彻底死心了，那些夜晚。蓝色的丰田车、一语双关的问答以及每次都投入的做爱，全都变得没有了一点光彩。我还是伸着手。他从抽屉的最里面摸出我的小屋钥匙，我用力抓住它，握在手心里，真的是握着我的前世今生。
我离开顾海的办公室之后到了我原来住的地方，就是我和白皓的家，也是我和顾海做秘密情人的时候每次告别的地方。从形式上和感情上，我都是孑然一身。我很希望能碰上白皓，但是没有那么巧，上天再也不会眷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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