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天价片酬声明说了什么 何为天价片酬你知道吗?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国家电影局等多部门发布联合声明，要求严格抵制天价片酬，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不得超过100万元，其总片酬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那么，抵制天价片酬声明说了什么，何为天价片酬?

抵制天价片酬声明

2018年8月11日，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萌影业、慈文传媒、耀客传媒、新丽传媒联手发布《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称，三家视频网站联合六大影视制作公司即日起严格执行有关部门每部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节目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的最高片酬限额制度;并对不合理的演员片酬进行控制，三家视频网站和六大影视制作公司采购或制作的所有影视剧，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其总片酬(含税)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联合声明还表示，共同抵制偷逃税，“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共同倡导廉洁之风、弘扬浩然正气。对于有上述不正之风的个人与机构，三家视频网站与六大影视制作公司将协同建立黑名单机制，一经核实将停止一切合作，并依法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何为天价片酬?

凭什么有的明星出演一部影视剧轻轻松松就能够收入数千万元?明星天价片酬合理吗?厘清这个问题既有助于纾解演艺圈长期存在的病症，也有助于缓解部分网友复杂的“仇富”情绪，避免这一议题反复浪费宝贵的公共空间。

谁来定义“天价”

我们经常看到舆论关于天价片酬的讨论，一谈到某些一线明星或者流量明星的片酬，条件反射就是他们拿“天价片酬”。但究竟天价的指标是多少?一部戏一千万元片酬是天价，还是三千万元片酬是天价?舆论对于“天价片酬”一词的滥用，更像是一种情绪化的指控。

很多报道在痛斥明星天价片酬的同时，最喜欢以日韩明星的片酬作为参照对象。在韩国，极个别的一线韩流明星，像李英爱、全智贤、金秀贤，拍摄电视剧的单集片酬是1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60万元;而像我们熟知的宋仲基、苏志燮、赵寅成、李敏镐等，单集片酬可能比1亿韩元略低，宋仲基拍摄《太阳的后裔》时，单集片酬为6000万韩元;至于一些大热偶像团体出来、有影响力的新晋演员，像朴炯植、李俊昊、陆星材等，其单集片酬一般是1000万-3000万韩元。

日本明星的片酬就更低了。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冯玮6月3日发布的一条微博被热转，“日本演艺女明星片酬，最高的是米仓凉子，单集500万(合RMB30万)，其次是天海佑希，单集300万(合RMB18万)。新垣结衣这种有点资历的‘新人’，单集150万(合RMB9万)。”去年日本媒体统计了夏季日剧顶级女明星电视剧片酬排行榜，排行榜上排在第一位的新垣结衣，拍电视剧的片酬每集约合10.3万元人民币;紧随其后的深田恭子和真木阳子，每集都是9.8万;排在第十位的吉冈里帆，每集片酬才1.2万元。考虑到日剧的篇幅都很短，顶级女星拍一部剧的毛收入，最多不过一两百万，而其他二线明星，甚至10万元都不到。不少日本一线明星的年收入，大概相当于北上广一个金领的年薪，其他三四线小明星，也就相当于普通白领。

在日韩明星的对比下，中国明星赚钱简直不要太容易，公众对于他们的天价片酬自然就有一股怒火。不过，这其实是一种“议程设置”，媒介乐于以日韩明星为参照来批评中国明星，却很少见人提到好莱坞大牌明星的片酬。因为在好莱坞一线巨星的片酬面前，中国明星的天价片酬好像也就不那么“天价”了。

早在20年前，明星片酬在中国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时，好莱坞的一线巨星，诸如尼古拉斯·凯奇、金·凯瑞、汤姆·克鲁斯、梅尔·吉布森、汤姆·汉克斯等已经迈入了“2000万美元俱乐部”，他们不仅一部电影的片酬要价2000万美元以上，而且要求参与电影票房的分红，少则15%，多则可达20%。在《华尔街日报》记者本·弗里茨的新书《大局：为电影的未来而战》(The Big Picture: 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of Movies)中，他刚好记录了索尼影业曾经两位最大腕的一线明星——亚当·桑德勒和威尔·史密斯的天价片酬。“索尼影业为两位巨星的持续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0万美元的片酬或者20%的总收入分成，以较高者为准，这是他们的标准;另外他们的制作公司还将获得500万美元的收入，或者5%的总收入分成……桑德勒和史密斯都喜欢奢华的制片厂生活的津贴，乘坐商务机飞来飞去很常见，有时候史密斯的随行人员甚至需要两架喷气式飞机前往首映式。”

因此，以他国明星的情况来对照本国，然后得出天价片酬的结论，看似有道理，其实具有迷惑性、似是而非，因为参照对象一变，结论就变了。明星的片酬是否天价，并不是由片酬的具体数额决定的，而是由当地的演艺圈市场容量决定的。换句话说，片酬是由市场决定的，它是否天价由市场说了算。

像韩国和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相对较少，他们影视剧如果没有走出本土，市场容量也就很小。韩国尚且有韩流输出，但日本的影视剧很少走出本土，影视剧的收入单一，如果日本一线明星片酬都是二十万元人民币一集，制作方可能就消化不了了。因此，在日本二十万元单集片酬就是天价片酬了，但在中国，二线明星都要这个价了。

因为中国有近14亿人口，演艺圈的市场容量非常庞大。有媒体曾刊文指出，我国甘愿掏钱追星的粉丝多达6000万到8000万人——这比韩国总人口还多，他们每人每年平均消费2000元到10000元来支持偶像，如此，粉丝经济总额可高达1200亿至8000亿元——这个市场容量是好几个日韩相加。至于好莱坞的市场容量则更大，因为好莱坞的市场是全球。一部电视剧面向5000万人播出，和面向13亿人播出，其成本几乎是一样的，但后者的收益显然要高于前者，明星的片酬所得自然也高于前者。

可见，国内的天价片酬是市场供需很自然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什么原罪。如果以道德绑架来讨论议题，其走向很可能是民粹，这是值得警惕的。那么，国内天价片酬的问题究竟在哪?

明星制导致的“脑体倒挂”

片酬是否合理，既要看市场容量是否允许，也要看明星片酬占总体制作经费的比重，一般而言，明星片酬占比的合理区间是40%以下。在影视产业发展更为成熟的美国和韩国，明星片酬的占比为10%-30%。好莱坞明星的天价片酬很少被人诟病，就在于占比是合理的，即便一部电影所有演员的片酬可能高达1亿美元，但它的总投资超过3亿美元，天价片酬并没有影响制作上的投入。反之，如果一部影视剧投资仅5千万元，演员片酬总额就用去3千万元，那么演员拿的片酬即便不是天价也不合理，因为片酬已占了制作费用的50%以上。

而这恰恰是国内影视圈的通病，明星的天价片酬占据了制作经费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因此，天价片酬的症结不在于是否天价，在于是否因为天价而侵蚀了制作经费。

一旦明星的片酬占比过高，这部剧基本就毁了。一部影视剧不仅只有明星这一环节，还有导演、编剧、摄影、道具、布景以及特效、宣传等后期诸多环节，明星片酬占比高了，意味着这些环节的投入只能不断压缩。编剧一点地位没有，拿最少的钱，干最苦逼的活，创新动力不足;技术工作者不受待见，被当廉价劳动力使用，“灯光师能给你打一组明亮的灯光，然而不能打出一组‘暧昧’的灯光”;特效等后期制作上能省则省，五毛特效成为常态……

畸形的片酬占比，体现的是以明星为核心的制作思路，即明星制，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后期制作和宣传，全部围绕着该明星展开(这在流量明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市场只要看明星的脸啊，所以剧本创作也不用讲究什么技巧了，只要围绕着明星写就可以，男明星就把他塑造成男友力十足的霸道总裁，女明星就把她塑造成独得万千男性宠爱的“大女主”。至于什么拍摄技巧、后期制作，在明星的光环面前，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这时，整个影视制作就陷入了“脑体倒挂”“看明星脸色、为明星打工”的窘境，影视制作自成一套的体系在明星制面前就彻底失效了。

这才是问题的致命之处。天价片酬只是明星制的一个后果，但明星制对影视圈的本质性伤害是，它破坏了整个影视工业体系的正常运作。畸形明星制不可能生产出优质的影视作品。

打开明星制死结，天价片酬“不治而愈”

每次说起天价片酬，公众总是很愤慨，并寄望于公权力介入，出台相关规定予以限制。适当的管理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政策的调控作用非常有限，毕竟只要有市场需求，明星自然就不愁片酬，并且上有对策小有政策，明星完全可以通过签署多个合同的形式(比如片酬一个，宣传期配合一个，配音一个)转嫁高片酬。

天价片酬的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打破明星制的魔咒。制作方为何唯明星是从?因为明星在市场上有“卖相”。只要是他们参演的影视剧，就能够在电视台和视频网站卖出好价钱，就能够引爆话题、带来流量。某导演曾向媒体透露他高价请来某零演技的流量明星做主演的理由，一语道破玄机：“一般我们用老演员，这次选角算比较蹊跷的。他们说他有1700多万粉丝，如果用了他，我们现在网络可以签到什么价格?我立马说签他，不会演戏我也会让他演戏!”

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孙佳山也曾撰文指出：“大牌明星片酬为什么会飙涨到如此离谱的境地?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当前中国的影视领域，正面临着已危若累卵般的产能过剩，每年有半数以上的作品压根不能出现在荧幕、荧屏上，只有知名演员参与的剧集和综艺节目才会有相对稳定的收视率，这直接导致制片方对知名演员的严重依赖。”

产能过剩是困扰中国影视工业的“老大难”问题。粗略估计，我国每年电视剧产量超15000集，而仅有9000集有机会播出，这意味着，1/3电视剧拍出来后或无法见天日。日前有媒体查阅了总局发布的相关通告后了解到，2017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生产完成并获得许可发行的电视剧有130部，这其中，一共有37部电视剧至今未播，比例达到近三成。

影视剧市场供过于求，但精品不足，播出竞争非常惨烈，大IP、大明星、大噱头、大制作的影视剧是极少数，自然遭到电视台和视频网站的哄抢，价格水涨船高。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侧对明星的依赖和明星资源的紧缺，一线明星天价片酬积重难返，“大量三四线和未成名演员丧失成名机会，让作为文化工业关键要素的演员基础，出现结构性塌方”，明星制由此成为一个死结。

打开死结，首先需要供给侧改革。影视行业需大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只做精品，而不是盲目投入生产出一堆无处播出的“垃圾”。而需求侧的市场，是由无数普通观众组成的，观众也应该用脚投票，让精品剧有好的市场回报。很多人一边骂明星天价片酬，质疑明星演技那么差怎能拿高酬，一边又热衷于明星八卦，选择影视剧不是看口碑，而是看明星、看阵容、看噱头：殊不知明星的市场价格不只是演技，还有吃瓜群众对他们八卦的消费，对他们流量的“贡献”。如果观众越来越理性，市场上形成“口碑至上”的氛围，小明星、小制作的精品剧总能够出头，大明星、大制作的烂剧照样扑街，明星制的风气也将慢慢改变。一旦没有演技的流量明星失去观众信赖，他们的片酬自然就会降下来。

总之，技术性问题还是让改革来解决，情绪化、道德化只会让情况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