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季的普通一日，广汉天旱，月亮湾（三星堆附近）当地一位名叫燕道诚的农民和他的儿子燕青保在疏通自己家田地附近的一条小溪。
在疏通的过程中，父子俩突然挖到一个坚硬的石环，下面是一个土坑，其中装满了各种玉器。读过书的燕道诚自知不能声张，等到夜深人静之际出动全家将宝藏运回家中。之后一两年间，他又在家中附近“寻宝”，希望经典重现。
然而，也许是命中的安排，父子二人后续大病一场，差点死去。燕家人感觉这是触怒了上苍，于是停止挖掘，把所获宝物分送他人。由此，三星堆遗址免于继续破坏，但这里大量出土玉器的消息不胫而走。
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笃宜（又译为董宜笃）牧师，知道了太平场地区（三星堆位于此）发现古代玉石器的小道消息。
与20世纪早期入华的外国探险家不同，他对这批新发现的文物没有非分之想，并与当时的华西地区政界交好，双方信任度十足。董氏当时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成员，对广汉历史也颇有研究，意识到这批古物的历史价值，认为应该及时保护，不可任其散失。
他一边通过当地驻军旅长陶宗伯前去收集和保护挖掘出的玉石器，一边致函邀请当时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的戴谦和博士同往考察。
陶旅长得知事情的重要性后，立刻安排人马去查办，他将收集到的5件玉石器暂交董氏保存。拿到玉石器的董氏第二日即乘车返回成都，将其交予戴氏保管与研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都觉得这批古物非同寻常。
当年夏天，董氏、戴氏、陶旅长及摄影师晋先生等人组成首支科学考察队，对太平场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测量、摄影及研究。
太平场遗址的研究逐步进入正轨，不久之后，陶旅长以及石器发现者燕氏也将之前和后来发掘到的部分石器赠给华大博物馆保存和研究。
当年底，戴氏即撰写《四川古代石器》一文，发表在学会主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戴氏除了对月亮湾出土的各种玉石器进行客观描述外，还讨论了玉石物的用途及其制造年代。
他指出“这些罕见玉石器很难判断其年代，根据石刀上刻制的精美艺术、石凿、锛，以及石斧等的工艺水平，一般可判定为公元前1000±300年的石器。石器工具已达到鼎盛时期，而且金属器物也在该时期开始使用了。周代青铜器上呈现的艺术技巧，远远还没有达到这种艺术水平，因此上述文化，可能属于秦人来到成都平原之前的古蜀国，这些石器多数为礼器。当时，或许是重要的特殊人物的随葬品。石璧可能与宗教和祭天有联系，它们远远超过最近在华西发现的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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