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二次革命 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带来了什么影响

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带来了什么影响

1913年3月20日夜晚，上海沪宁火车站。接到袁世凯邀请，准备启程北上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陪同下，走到检票处。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检票处传出三声清脆的枪响，宋教仁应声倒在血泊中。

顿时车站上乱成一团。凶手趁乱挤进人群，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中……

在被人急送往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后，宋教仁于两天后含恨去世，年仅31岁。这就是著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宋教仁是什么人？宋教仁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民国初期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他主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责任内阁，打算通过国会选举来组织责任内阁，箝制袁世凯的权力，把他置于虽有总统尊荣而无实际权力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一套主张，宋教仁于1912年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党，吸引了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如愿以偿地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并在1913年的国会大选获得胜利。宋教仁此次到北京，就是打算参照欧洲内阁制，以党魁身份组阁。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宋教仁之死，成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和平梦破

有朋友也许要问，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是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袁世凯？这几年孙中山又去了哪里？

原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授权袁世凯总理政务，并统兵镇压革命。袁世凯一面进行军事压迫，一面与革命党接触，要求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为条件，换取共和国总统职位。

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为了降低革命成本，达到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目的，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同意了。在袁世凯通电全国，声明赞成共和之后，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到临时参议院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位于袁世凯。

之后，孙中山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到处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平均地权。他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1913年2月，他又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赴日本访问考察。在日本，他受到了国宾规格的隆重欢迎和接待。他在日本考察学校、工厂、铁路，与日本政治家和企业家恳谈，希望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用于中国发展。

2月23日，当孙中山正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听到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3声枪响，不但让孙中山悲愤不已，更让他打破了和平建设的梦想。原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昙花一现的二次革命

孙中山迅速返回中国，在上海与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讨论宋教仁案件的解决方法。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他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主张暗杀袁世凯。

孙中山既不赞成暗杀，对法律解决也不以为然。他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说，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

由于分歧太大，此事暂时搁置。

这一年的4月26日，解决政府的国库空虚问题，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约。国民党人认为此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属于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6月，袁世凯宣布免除这三人的都督职务，并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

7月12日，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在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在李烈钧的带动下，江苏黄兴、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二次革命就此爆发。

但二次革命不但在军事上根本就无法与袁世凯抗衡，在政治上也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很多地方的官员和商会都反对二次革命，甚至不少人指责二次革命是国民党与袁世凯争权夺利。就连后来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最力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保持了中立。这注定了二次革命夭折的命运。

7月起事，9月1日，袁世凯的北洋军就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随即把黄兴、陈其美等五人列为一等战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孙中山等人不得不再一次开始了他们的流亡之路。

二次革命开启政治厮杀的恶性互动

唐德刚认为，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实际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必然了。

其实，与后来频繁发生的内战一样，民国第一次内战的爆发亦非偶然。袁世凯的专制集权及民初政治的乱像固有以成之，但国民党人也责任悠关：在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未能立奏膚功的情形下，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备受批判的思想政治语境中，国民党以革命手段来解决与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矛盾，是符合其自身政治思想逻辑的。而这种思想和行为倾向，又不可避免会激起本来就有反革命冲动的敌对一方先发制人的考虑。

所以，当孙中山等人谋划发动二次革命时，袁世凯很快找到了发兵镇压的理由：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于是，民初政治形成这样的恶性互动：革命一方以极端的思想行为向反革命一方不断提供以同样极端的手段加以对付的合理性证明，而反革命一方的倒行逆施又反过来不断证明着革命的合理性。双方互激互励，民初政象也就益形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