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宣君的运作之下，其子顺利登上王位，是为高宗。虽然高宗是承继翼宗大王的大统登上王位的，换句话说，高宗是作为翼宗的养子登上王位的，但是兴宣君毕竟是其生父，并按惯例被封为兴宣大院君，其妻也被封为骊兴府大夫人，其地位之尊崇可以想见，故垂帘听政的赵大妃专门召集大臣开会讨论大院君的待遇问题，在会议上力排众议给予大院君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待遇。
高宗即位后，尽管兴宣大院君地位尊崇，但国政由作为大王大妃的赵大妃垂帘听政，不过赵大妃并不是贪恋权力之人，同时对国政运营了解也不多，所以垂帘听政只持续了三年。1866年2月13日，赵大妃在召见朝廷元老大臣时说，“主上春秋，今已鼎盛，可以总察庶政”，故“帘论止于今日，诸位大臣必须善辅我主上也”，“自今日撤帘，大小公事，一听主上总断”，也就是说要停止垂帘听政，将朝政交给高宗。2月16日，高宗来到仁政殿，“亲受百官笺文”，26日高宗再次来到仁政殿，“受亲政陈贺，颁敕”，大赦天下。从官方记录上不难看出，高宗即位后经历了赵大妃三年垂帘听政，而后实现了亲政。
不过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世的史家都把1864年至1873年这一段时间视为兴宣君的摄政。然而，高宗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将“摄政权”授予兴宣大院君的任何记录，那么兴宣君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掌握了摄政大权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从同时代的私撰史书中寻找线索。据记载，由于高宗即位时年龄尚小，而垂帘听政的赵大妃对朝政也不是很热心，故当时的元老大臣赵斗淳便提出建议：
嗣王年幼，国事多难，以大院君协赞国政，其仪节与诸大臣同，但在今上前可免趋拜及称名，命百官有司听大院君指挥，选三军营之兵勇以护卫，许其乘蓝舆入阙门。
也就是说现在国王年幼，国家又处在多事之秋，就让大院君“协赞”国政，所有“仪节”与各位大臣相同，只是不需要在国王面前“趋拜”和称臣，同时命百官听从大院君的指挥，并选派三军营的将士护卫大院君。对权力心无贪恋的赵大妃接受了赵斗淳的建议，将国政大权交给了国王的生父兴宣大院君，自己只是维持形式上的垂帘听政。甚至这种形式上的垂帘听政也只持续到1866年，但其实从高宗即位到1873年高宗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亲政，国政的大小事务均由大院君决定。尽管从前朝惯例和当时的法制体系来讲兴宣大院君“摄政”既不合体例，也不合法度，但其仍利用“大王大妃”教旨、“国王之命”和“大院位吩咐”等形式把持朝政，这一局面持续了整整10年。
兴宣大院君
兴宣大院君虽然通过这种并非“合法”的方式掌握了大权，但其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有着近五百年的老旧王朝，内有积弊如山，外有列强环伺，因此只有强力推行“新政”才能使这个老旧王朝重新焕发生机。大院君的“新政”首先体现在用人方面，他根据个人能力选拔人才，打破了以前按出身任用官吏的惯习。即便是出身卑微，只要有一定的才能就会授予适当的职位。他还向地方派遣暗行御史，一方面监督地方行政，一方面考察地方官吏，以便发现可用之才。大院君的这种用人政策一方面摆脱了十九世纪以来外戚霸占政府重要职位的局面，而且还启用了一批有能力的人才，使施政局面焕然一新。大院君不但在用人方面大胆革新，而且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大力改革军队，裁减军队中的老病冗员，选拔年轻力壮的青年补充军队，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幅增强，正式靠着新改建的军队，朝鲜王朝在1866年和1871年成功抵御了法国和美国的入侵。
高宗即位后大院君成功掌握了大权，但其所面临的却是一个烂摊子，国库里的黄金只有100两，白银也只有21万余两，各种物资也少的可怜。为了改变这种财政困境，大院君打破惯例向从来没有负担兵役义务的两班贵族阶层征收代替兵役的军布，这不但为军队改革筹措了资金，而且还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不仅如此，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院君还下令裁撤占有大量不纳税土地的书院（相当于私立学校）和乡祠，使原来多达上千所的书院只剩下四十二所，这样一来政府可征收田赋的土地面积大为增加，政府的财政状况也随之改善。然而，裁撤乡祠和书院使地方儒生受到很大影响，而儒生却正是大院君执政的重要基础，因此这一措施也为后来大院君失势埋下了伏笔。
在大院君的“新政”中，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是重修景福宫。景福宫是朝鲜王朝最重要的宫殿，被称为“法宫”、“正宫”，始建于1395年。景福宫中的“景福”二字源自《诗经》中的“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原意为“君子长寿万万岁，赐你大福永不休”。太祖李成桂即位之后祈愿朝鲜王朝代代相传，在朝鲜半岛最好的风水宝地修建了景福宫，这不仅是朝鲜王朝繁荣和王权的象征，同时也是汉城的一大名胜。然而就是这一华丽壮观的宫殿却在1592年倭寇入侵时被毁于大火，倭乱过后当时的国王仁祖回到汉城看到已成一片废墟的景福宫，心中悲叹不已。此后因财政一直困窘，对于重修景福宫之事，历代国王均有心无力。19世纪初纯祖国王和此后的宪宗国王都曾有意重建景福宫，宪宗国王时甚至已制订了重建计划，最终均没能成功。
大院君掌权后为了重树王权，下决心重建象征着王家权威的景福宫。重修景福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了，国库里的那些钱就连修景福宫的围墙都不够。怎样才能筹到修建景福宫所需的庞大资金呢？大院君首先将眼光投向了那些宗亲成员和两班高官，让他们自愿捐纳“愿纳钱”，同时也鼓励百姓捐纳“愿纳钱”，这样很快就筹集到了重修景福宫的资金。然而重建开工不到一年，工地就发生了一场大火，将储备的物资烧成了灰烬，于是大院君不得不继续向宗亲、两班高官和民众征收“愿纳钱”。但这次却不像前次那样，“愿纳钱”成了“怨纳钱”，“捐纳”的意愿明显不如第一次。于是大院君只好用征税、铸钱等手段来搜刮民脂民膏，以完成重建景福宫的计划。如此一来，不仅民众平时负担的租税增加了很多，还多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税收明目，就连百姓进入汉城都需要交纳入城税。此外大院君还下令铸造“当百钱”，即一个铜钱相同于以前的100个铜钱，由于铸造时使用的铜的数量少，成色还不如以前的钱，故被民众称为“恶钱”。通过多种手段，大院君终于筹集到了重建景福宫的资金，又经过数年的施工，这座花费了740万两白银的景福宫重新矗立在白岳山（现称北岳山）和仁王山的怀抱中，还被称为朝鲜后期建筑、工艺、美术之结晶。除了景福宫之外，大院君还重修了议政府、宗庙、宗亲府和六曹（吏、户、礼、兵、刑、工）等政府官署，这使得都城的面貌焕然一新，也重新树立了王室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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