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历史等因素的纠结，当下国人对日本的理解易走向意气用事。对于日本文化，常见的误解有：认为它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简单模仿，认为它是不健康、怪诞的，认为它是不健全的集体人格产物，认为它是凝固不变的……凡此种种，均非正见。
不论世事如何纷纭，在文化上应该互相交流、彼此尊重。今年，中信出版社推出了著名学者李冬君的《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的机会。
日本人怎样看一朵花
写这本书时，我想了日本文化的五个风景，即花道、茶道、武士道、俳道，其实还有道和香道，但我力所不及。
日本人的道和中国的道不一样，中国人的道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之谓之气”，日本人把气作为道，不管是汉化或者是欧洲化，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它跟纯粹的欧洲文化和汉化都不同。
日本在中世纪汉化时有一个很著名的观念，叫模糊汉和之界，就是不要那么清晰，要模糊。近代以后，他又提出一个理念叫和洋折衷。
中国文化的道，和我们地缘政治、地理环境、风土都有关系，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地大物博，道也是大而化之的。老庄讲“道在瓦砾中”，但道是什么？这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悟。日本人不是，他说道是一个礼仪，是一个礼。在礼的修为中你能摸得到它，你能亲身实践，而不是悟。
比如日本的花道，日本人观花就像观人一样，我经常说人是什么？这个没有答案，你怎么来回答人是什么呢？不知道。每个人都可以说一大堆人是什么。所以日本人观花之言也是一样的，十人十色，但是日本人看花有一个总的原则，叫“物哀”，就是他看花会引起一种哀感。这和我们汉语理解的不一样，看了客体之后产生主体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哀。
这和古希腊是不一样的。古希腊观察客体时是认知性的——宇宙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一定要用一种逻辑的、一种理性的东西把它描述出来，然后产生一种知识结构来认识客观世界。古希腊的所有东西是认知性的，日本不同，日本是感知性的。
所以我看日本文化的时候愿意和古希腊相比，文化的东西都是好的，只要流传下来就是好的，你不能用价值判断去判断它。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文明则是固化的，文明是形成了一种样式摆在那的，已经是固化了。对于文明，有些文化带不动它，它就死掉了，而文化能带动的文明，它还在往前走，所以文化是动态的，只要是动态的，你就有可比性。文化的东西，东是日本，西是希腊，中国居中。
中国茶具曾影响日本政坛
日本人看花看出一个物哀，这是他看花的精神底色。日本人观花的时间尺度用尽了，所以落花一瞬，人就像花一样转瞬即逝，这种命运感，他们抓得比较准确，这是他的审美样式。
开始日本人看的是梅花，学唐朝文化，在诗里面眺望唐朝，但日本没有梅花，不知道梅花是什么东西，只能从唐诗里看梅花。后来梅花少了，樱花开始变多。之所以从梅花到樱花，是一种花文化本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日本人在学习外来文化时，会慢慢自觉意识到一种文化怎么跟本土的土壤结合起来，实现本土化。
与此相类似的，是日本的茶道。茶道在日本有宗教的效果，他们说茶室就是他们的教堂。日本武士要进茶室，那个门很小，就要把他的刀和东西拿下来，人要钻进去，这表示他的一种放下屠刀，到了教堂去洗涤你心灵的效果。
当时千利休是丰臣秀吉的组织部长，丰臣秀吉要提拔谁，千利休就要先请他喝茶，在喝茶的过程中，他察言观色，看这个人适不适合做这个职位。所以他的茶室设计很小，一个武士进去是张牙舞爪呢，还是很拘谨，都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修为，所以这个仪式非常重要。
茶道最开始从唐朝过去是一种功能性的，僧人打坐的时候不犯困，到了春天朱光、吴也烧、千利休这三个人，是茶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
千利休的死不仅仅是冒犯了丰臣秀吉，明朝时，日本和明朝有看河贸易，从明朝进口大量的茶道具、名画、瓷器，这些都是日本当时做不好的，要从明朝运过去，价格很贵，只有商人或者将军、诸侯们才能使用。
千利休想把它本土化，用日本自己土的东西来做一种茶道具，只要给它附上思想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同样卖高价。
将军们收藏了那么多高档茶具，千利休提倡本土化，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
用常识无法理解武士道
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俳句，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诗格局，日本的俳句在审美上就是两点：一个里面要有花乐，日本人写诗要有花乐之心，还有一个他的诗里面主要是寞。以芭蕉为例，他临死的时候跟他弟子说，古词句是我风格的代表，就是青蛙越古池，扑通一声响。
俳句表达的和唐诗宋词不一样，我们汉诗到最后全是写诗了，成为一个定式，一写腐败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边塞诗就是“长河落日圆”，概念化，读不出美感。气象特别大，但是你抓不住。你看松尾芭蕉写的闪电，他说闪电一闪，我握在手，它像一个烛光一样的。我握在手，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气象也很大，但那是他的个体感受。
在日本，武士必须会写贺歌，会写俳句。到了江户时代，社会和平了，武士们无事可干，开始女人化。中医原来男相脉跟女相脉不一样，到了江户时代，男相和女相脉都一样。江户时代主张武士文人化，山本常朝在书中说了一句话：武士道是什么？武士道就是找死之道，你只有知道死才知道生。
中国文化不关注死亡问题，而日本武士道就讲究找死之道，在找死之道中，没有我们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只有审美。
武士道患有另外的一面，上战场前要把自己梳洗干净，化妆盒随时带在身上，因为武士要把牙齿描黑了，指甲每天要修，头发每天要梳得干干净净，因为随时可能上战场，如果邋遢地去死，就有损于武士的形象。把敌人的头颅砍下来后，你要把这个头颅拿回来，由你的母亲或者女人把这个头颅洗得干干净净，重新给化上妆，这也是尊重你的敌人。这是武士道的两面。
日本的武士道我们不能用常识的眼光，否则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为何从仰慕走向侵略
“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日本学者提出来，还不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内腾湖南是日本著名的史学家，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他研究中国很到位。最近他的一些书也被翻译过来。
他的思想对欧洲影响很大，我也看了他的东西，他主张中国的近代化从宋朝就开始，所以他认为元之后不足以研究。这个在日本有一个流派。日本人为什么有这种流派？他也讲过中国曾经是我们的老师。他认为日本的汉化程度比元、辽金、清都高很多，文明程度都很高。
清以后，因为是游牧部落，那时日本人的笔记写了，传教士的笔记都有，那时进北京，马在胡同里乱走，随地大小便，完全倒退。明治维新时，福泽谕吉一方面批判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不彻底，另一方面又说我们已经欧化完成了，已经进入到欧洲国家的行列里，那么我们就应该跟欧洲国家一样进入中国去瓜分中国。
我曾经有一本书叫《文化江山》，我把中国文化分成两个部分，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一个是王朝中国。
王朝中国最长不过两三百年，但文化中国直到今天还在发展。我觉得考量文化中国应该从美出发，我们的文化才能往前活下去，才能走下去，而且走出一番新天地，走出一个文艺复兴。我在研究宋代时，认为它就是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但被打断了，我们还应该接着继续往下做，在文化的江山里用美的价值观、用美的眼光重建中国文明。
不管怎么说，让我们再来聆听一下鲁迅是怎么讲的，鲁迅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国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以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我们在不做异国奴隶的同时，我们必须是自己的主人，这样才能不沦为异国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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