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公共电视推出社会写实剧《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最近隆重播放，全城热话。由林君阳执导、吕莳媛编剧，贾静雯主演。故事描述一宗“无差别杀人”悲案发生后，加害者与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反应和状态，以及辩护者及报导者等不同立场人仕态度和立场。剧集反映现今社会现象和深层矛盾。
台湾人对“无差别杀人事件”并不陌生。所谓“无差别杀人”是指没有特定对象和仇怨，犯罪者随机杀人，就是凶徒所说：“谁都可以，就是想杀人”。台湾自2009年以来已经发生6宗无差别杀人案件。最惊动是2014年在台北捷运列车上郑捷随机砍死4人伤24人。学者研究指出凶徒大都是对社会失望和仇恨，是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我们与恶的距离》描述一对恩爱夫妻，因两年前儿子在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中无辜被击毙，整个家庭经历巨大伤痛。由贾静雯饰演的太太宋乔安，她无法抒解悲伤之情，把自己封闭在工作之中；丧子后的她与由温昇豪饰演的丈夫刘昭国因对悲剧的不同反应，情感上愈走愈远，正要打算离婚。但因为发现11岁的女儿行为日渐失调，逼使二人重新检视自己的伤口。
台湾女星贾静雯阔别台剧15年后，一看剧本就被此剧集深深打动，再次复出担正。静雯把一个妈妈丧儿之痛与恨、情绪之压抑与爆发演得收放自如，被观众誉为“神级”之作。对于此剧，贾静雯感触良多，慨歎现代社会病得很重。
台湾病了，香港可能病得更重！《我们与恶的距离》借悲剧作触发点，描述台湾这个社会如何生病。剧集不单有力度和有深度地向观众呈现一连串的社会扭曲的现象，包括社会结构性问题、传媒乱象问题、网络世界各种欺凌问题、舆论和旁观者的冷漠问题，更试图说明社会上每个人，往往都有这两重身份：加害者和受害人。事实上，如此种种的社会病态香港人也实在深深感到共鸣。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编剧吕莳媛似乎要表达，那宗戏院的枪击案并不是故事的唯一的悲剧，而是牵引着一连串令观众更无奈的后续悲剧。就如受害者父母因此而陷入离婚、他的妹妹因而情绪失调；凶徒的家人陷入不能自拔的惭疚，永远抬不起头来面对人。剧中有一幕是凶手的父母（由老戏骨检场、谢琼煖饰演）代替凶手儿子出来面对媒体大众的下跪道歉戏，实在令人心碎。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一场精彩戏，是由吴慷仁饰演替犯人辩护的法扶律师惨遭民众泼屎抗议，指他是在为恶魔做事。这场戏在预告片中出现，最后配上一把声音说：“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答案吗！”对不少港人，这是埋藏于心底的问号。眼见香港社会上的各种没完没了的冲突和谩骂，皆因各人认定了某个标准答案。自己就是那个好人义人，对方就是坏人恶人。对于许多的议题事故，没有经过严肃的思考，自己心中就有了铁一般的裁判。
剧集要呈现的是这种更可怕的社会悲剧：群众在面对问题时，其实早已设预了对与错，好与坏；把复杂的社会议题简单二分，要不是受害者，就是加害者；要不是红营就是绿营；要不是蓝丝，就是黄丝。在未明白真相之前，早已选定一边站。更可悲的是，人视自己所讲的才是道理，而不完全认同自己的就是歪理。
剧中受害者的妈妈为了讨回心中的公义，却把无辜的凶徒家人一步一步推往痛苦的悬崖边。她这个昨日的受害者，并不意识到自己已变成了今日的加害者。事实上，没有人真正明白凶徒李晓明为何成为了加害者。昨日的他会不会是这扭曲社会中的受害者？剧集要说明，如果不努力去洞悉到真正的问题，就没有寻求到真正补救方法，悲剧只会继续发生下去。
编导吕莳媛指出她在交待剧情时，她是刻意避开对凶徒李晓明作出诠释。希望留给观众一种 “不明白”的悬疑感，推使观众去思考，而不是得到一个简单心安理得的答应。这正正是刑犯辩护律师接这案件的原因，因为他的不明白，推使他去寻找真相，甚至被群众拨屎也在所不辞。可惜，一个病态社会，面对一些不明白的难题，就只会透过程序去“处理掉”它。剧中法务部因为社会和舆论压力，急着要处置犯人。而群众就以此为问题真的了结，这是一种自欺欺人。
剧中有激动的这一幕，凶徒妹妹李大芝在经历无数辛酸、在媒体乱象中受尽折磨，大声哭喊说：“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一语道破媒体的杀人于无形的力量。事实上，在一个病重的社会，传媒、网民、甲乙丙都擅于以“包青天”的身份发声。个个大声夹恶地说话，却拒绝真正的对话。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个悲剧。导演林君阳说明他的某种召唤，就是要发挥悲剧的疗癒力量。一个简单好人有好报的剧集，不能让人存在疑问感觉。但一个悲剧带给观众难过，并且“未完”的感觉。因为不明白，人就会继续去问去摸索答案，这对个人以及对整个社会，都是真正的疗伤过程。宋乔安最终愿意与凶徒家属踫面，用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他们，这是贾静雯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她形容剧本最打动她的，是她在善良的人里面看见恶，在恶的人里面看见善。吴慷仁说得更好，他表示这个剧不单令他感受到自己与恶的距离，更发现到自己与自己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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